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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会员手机管理端(www.huangguan.us):列维纳斯的救赎:从基本恶到无限责任

admin2021-06-0815


刘文瑾:《道德溃逃与现代性危急——三位后奥斯维辛头脑家的遗产》,上海三联出书社,2021年版

一、在悲剧与《圣经》的对话中思索基本恶

1990年,列维纳斯为他揭晓于半个世纪前的文章《关于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几点反思》(1934)撰写后记。在这里,他用到一个无论从字面照样内在来看都同阿伦特的“基本恶(radical evil)”既相似、又有差异的法语表达“Mal élémental”。就“élémental”的词根“élément”(要素、身分)而言,这个词组的中译可以是“基本恶”或“本质恶”。他写道:“纳粹主义血腥暴行的泉源在于,好的逻辑能导向本质上是基本恶的可能性,而西方哲学却纷歧定能否决这种可能性。”。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后一章展现意识形态对极权社会的“卓越孝顺”,列维纳斯也同样指出:“基本恶”的能量内置于存在自身的“好”逻辑中,而且这种“好”逻辑背后,那种罔顾他人的自我中央主义倾向,同阿伦特展现的意识形态以逻辑合理性来掩饰事实之不合理,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然而,列维纳斯与阿伦特对基本恶的思索也有基本差异。阿伦特以为,基本恶是亘古未有的,传统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来辅助明晰这种征象;与此同时,她强调基本恶不指恶的念头和性子,仅只描绘那种试图消除人的多样性的征象。这些明晰上的悬而未决导致她在注释纳粹运动与文化的关系时并不稳固: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奥斯维辛的罪行展现了德国历史文化和国民性问题,又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将纳粹运动归结为新兴民众社会泛起的现代科层制问题;她在《人的境况》和其他地方通过公共领域和政治行动的“共在”来批判海德格尔式“独在”,展现海德格尔的独在哲学与纳粹主义的隐秘关联,却又在庆祝海德格尔八十大寿的文章中为他的哲学洗白。而列维纳斯不只以为基本恶同其他恶相互指涉,而且借助两希传统资源来明晰20世纪的基本恶,将其纳入(希腊)悲剧与(圣经)救赎的对话中。

在《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1974)一书扉页,列维纳斯划分用法文和希伯来文表达了对在战争中不幸罹难的家人的纪念,并通过这两种差其余语言表达他对恶和魔难问题的深刻明晰。在扉页上方,他用法文写道:“纪念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屠杀的600万人中的亲人,以及在种种信仰和各民族中,那无数由于同样的对他人的恼恨、同样的反犹主义而罹难的人。”而在统一页右下方则用希伯来文写道:“纪念我的父亲XXX,我的母亲XXX,我的兄弟XXX,我的另一位兄弟XXX,我的岳父XXX,我的岳母XXX,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获得安息。” 这里对希伯来文的使用注释:迫害和受难履历是不能翻译、不能明晰的,对它的影象只能使用受害者自己的语言和名字;“Shoah(犹太人大屠杀)”的恶和魔难不能以任何理由举行注释,不应被神义论收编。法文部门则注释:“Shoah”中包罗的恶,与人类历史中其他暴行一样,具有配合的特点,即:恼恨他人,在此意义上,对“Shoah”的影象与反思,应当属于所有人,并使用我们能够明晰和交流的语言。

列维纳斯既不减轻也不强调犹太人遭受的恶和魔难,既不平庸化也不恶魔化纳粹,而是试图反思纳粹运动背后的理路。他不仅将纳粹主义同海德格尔哲学、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甚至西方哲学传统问题关联起来,也同悲剧传统关联起来,从悲剧英雄无法脱节的运气诅咒,来思索那扎根于存在深处的恶。早在《关于希特勒主义哲学的几点反思》这篇揭晓于战前、稍嫌稚嫩的文章中,年轻的他只管尚处批判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头脑萌芽期,但已准确指出:纳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悲剧性的运气感,因其完全受限于人的生物性机体存在,犹如悲剧英雄无法脱节来自已往的诅咒,亦无法获得新的劈头。“Mal élémental”的基本寄义,就是深陷存在的纠葛——这种令人恐怖的永恒循环。

二、基本恶:享乐与运气的永恒循环

在列维纳斯的词汇中,“élément”作为无任何起源和界线的永恒物质,是先于人头脑工具的原始质料。它是物质的同义词,然而却是外在于人的再现的无名、无形状的物质。它让主体陶醉其中,支持主体行为,并作用于其感性。在《从存在到存在者》(1947)中,列维纳斯描绘纯存在“il y a”(法语单数第三人称的“那儿有……”)及其给人的艰涩感受,例如“夜”时,即是在描绘一个纯粹“élémental”的天下:这里既无自我也无他者,既没有劈头也没有终结,仅有混沌漆黑,如《圣经·创世记》中创世前的情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漆黑。”(《创世记》1:2)

在《总体与无限》(1961)中,“élément”作为人身心沐浴其中,无定性与无定型的环境要素,同人的感性享受关系获得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可以说,在人与事物的感性享受关系中,一切事物都回归其元素性子,不再仅仅作为用具。例如,人与食物的关系在人对食物的享受中已远远超身世体对营养的需求,而带给人精神上的知足和愉悦。人与世间万物之享乐关系的较高体现,是人对天下的审美取向。然而,作为康德所说的“无利害的利害关系”,审美这一对享受的越出,终究会回转到享受;同样,艺术作为可见质料对不能见看法的展现,也终究会还原为有限而自足的图像,供人偶像崇敬。列维纳斯对美和艺术的疑虑就在于此:在其享受中,我完全陶醉于身心知足和快乐中,没有伶仃感;我纯然自为,与他人或“外部”毫无关联。

列维纳斯云云形貌我陶醉在元素内部的享乐感:“运动一直地在我身上发生,一如不停将我淹没、吞噬,并席卷而去的海浪。它绵延不停,更改不息,是不带有任何裂隙与虚空的整体网罗;从这种裂隙与虚空中,原本可以重新生发出头脑的反思运动。” (《总体与无限》,页116)这里再次出现了《圣经》中创世前的情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漆黑。”(《创世记》1:2)随后,这种享乐感不仅很快延展为在《存在与存在者》中提到的“il y a”,而且还具有“某种神秘名堂”: “元素之黑夜般的延伸,乃是神秘诸神的统治。” “没有面容的诸神,人们并纰谬之语言的非人格的诸神,标志着虚无,虚无与元素亲密无间,它与享受的自我主义毗邻”。(《总体与无限》,页123)这个“神秘名堂”就是列维纳斯讨论存在时常借助希腊悲剧展现的混沌天下:在这个受诅咒天下里,人的行动受制于存在的重力,犹如受制于运气圈套。因此,当列维纳斯用“élémental”来说明恶时,他展现基本恶既是在纯然为己的享受中,不乏精神上的审美与愉悦,又已然在运气囚笼里,无望地挣扎。他从希腊悲剧和圣经传统的对话中明晰恶、尤其20世纪的恶。这是他同阿伦特在“基本恶”问题上的主要差异。

三、纰谬等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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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列维纳斯那里,对责任的思索就是关于若何脱节悲剧运气诅咒、获获救赎的思索,也是关于若何打断存在的自我统一化运动、异于存在的思索 。他提出:责任如其词根“répondre”所示,是“回应他人”。“回应他人”在他那里不是一个简朴的对他人的应答行为,而是关切他人,正如与他人“面劈面”,意味着望见他人面容背后的苦弱,悬念他人的不幸,分管天下(和天主)的重担。这些由于列维纳斯他者哲学的普遍影响而在今天听来可能不觉稀奇新鲜的表达,着实包罗着与我们一样平常责任观的伟大的断裂。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在他那里,一种经由两希传统视野启发的对20世纪恶与责任的明晰,若何能引发一种完全差其余责任观?什么是我们现有责任观中缺失的?在何种意义上传统不代表化石般残存的往昔,而是需要我们专心挖掘的矿藏,犹如“没有遗嘱的遗产”——这是阿伦特引用的勒内·夏尔那句名言:“我们获得遗产却没有任何遗嘱。”

已往以及现在绝大多数时刻,当人们谈论责任时,主要是指(在他人眼前)为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效果卖力。这些责任一样平常包罗执法责任、公民责任和人伦道德责任等差异层面。而无论我们在哪个层面谈论,责任通常都包罗某种左券性、相互性和对称性关系假定。也就是说,执法责任同执法权力相关,公民责任同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力相关,人伦和道德责任则同个体自由和权力相关。责任作为一个具有执法或行为规范性子的观点,是自由的外延、权力的衍生物。没有自由和权力,就没有责任;而对于仅拥有有限自由和权力的个体,责任也是有限的。康德所说的“自由即自律”以及实践理性的绝对下令:“应当云云行动,好像所有人都应当云云去行”,即是主体自由与责任之对称关系的著名体现,也是自由的最高境界——道德责任经受——之体现。但即便云云,在康德那里,自由也必须先于责任,是责任的需要条件;自由意志是责任的立法者。然而,这些在我们看来早已属于知识的关于自由、责任和主体性之关系的看法,在列维纳斯这里却被推翻了。

列维纳斯改变了责任这个词的内在,使责任从通常以为的“为自己卖力”转向“为他人卖力”。而且他的“为他人卖力”不是就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对他人的影响而言,不是“为自己卖力”的道德显示,例如:作为先生为学生卖力,作为医生为病人卖力,作为企业为主顾卖力。列维纳斯的“为他人卖力”远远超出我们通常以为的责任局限,是指为同我的行为和行为结果无关、并非由我造成的他人的过错或痛苦卖力。其中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声音——醒悟自己应当在众人眼前,为人类的一切罪行卖力。但比小说更早的是圣经传统:在这里约伯憎恨自己把小我私人魔难看作天下的中央,以致“用无知的言语使你(天主)的旨意隐藏”(《约伯记》42:3);在这里,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中,缔造主通过谦卑地自我缩短来缔造天下,而这个天下多亏有36个无名的义人在辅助天主同恶征战,才得以不被摧毁;在这里,耶稣亲自上十字架,以自己的殒命作为爱的馈赠。而这些在传统哲学看来只能属于文学、神学或宗教的头脑,第一次在列维纳斯这里获得了清晰而明确的哲学表达,并深刻质疑了西方哲学传统对自我统一性的诉求,这即是列维纳斯的哲学有时被一些人视为过于“激进”,甚至难以接受的缘故原由。

四、从为己到为他之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维纳斯关于责任的哲学可被简化为某种犹太头脑或神学。责任的哲学贯串于他的哲学思索和文本中,只不外早先,这种责任观照样“为自己”的,直到70年月出书的《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一书中,一种为他人的责任观才生长到热潮,变得立体、完整、厚实和成熟。然而,即便在早期“为自己”的责任中,一种责任先于自由的看法也已在对个体性的探讨中酝酿。

列维纳斯对个体性的深入探讨首先泛起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在此,个体性作为自身统一性,已内在地包罗了一种盘据与融合事宜。主体意味着,既从时间方面由自我当下在场的“现在”这一瞬间起源性事宜延续中止,向存在之绵延回归,也在其蒙受的生计“重量”上不停由自我向存在自身退却,接受一种如宿命般不能更改的返回。 在列维纳斯看来,个体性内部在自我与存在自身之间已然包罗一场类似自由与责任的争讼,已经最先了运气悲剧的主题。

在《总体与无限》中,自我与存在自身的戏剧性获得了更深入、仔细地描绘。列维纳斯在这里论证:一方面存在自身对自我的自由虽组成一种约束和限制,但另一方面也组成了自我的幸福之源,让我“痛并快乐着”。“受苦,既对被钉牢在存在之上感应泄气失望,又爱着它被钉牢其上的存在(……)悲哉!喜哉!(……)绝望与快乐的理想决裂。 现实上,这种消极主义具有一种家政的底层结构(……)” (《总体与无限》,页127)。这里形貌的自我与存在的关系,作为一种为己之责,体现了自身存在的严肃性、榨取感和肉身的繁重。它既使自我感应被剥夺的痛苦绝望,也是自我之以是可能的基础。自我不得不认真面临自身存在的要求,才可能拥有自由,为己卖力是先于我的自由的绝对要求。这已然是一场日后在我的自由与“为他人”的责任间的戏剧性预演。不久,这种为己卖力的要求被提升为另一种更严苛的要求——为他人卖力;与此同时,为己卖力的痛苦就转化为被他人的不幸击中的痛苦。

这种提升和转变始于在《总体与无限》中深度睁开的“他者作为面容”的征象学。这本出书于60年月初的哲学著作由此具有划时代的头脑意义。在《总体与无限》中,面容既非实体亦非征象,既感性又抽象,既不能被端详,却又让人“望见” *** 于他人皮肤上的凄凉。这逾越一切现实靠山而出现的面容对我无声地言说,也向我转达了我无法推卸的责任或者说下令。正是在面容这种无言的“表达”中,已往那种“能冻结一切笑声的无法回避的存在重力”,那种为己的责任秩序转变为这样一种秩序:自由由于那无法回避的责任而被引发,自由就是回应他人说:“我在此,请驱使我”。在这种新的责任和自由秩序里,为他人的责任既非出于我的自由,也不是对我的自由的限制者,相反,它引发了我的自由和善。

为他人的责任并非出于我的自由和选择,而是我听到一种无法回避的召唤,被他人的不幸困扰和攫住。这种对他人之苦弱的敏感好像我身上某个致命创伤,成为了我的苦弱。在此意义上,为他人的责任不源于我壮大的意志、能力和英雄气,而源于我的“懦弱”与“敏感”——某种女性特质,甚至是隐喻意义上蒙受着他人生命之重负的母性特质。此处泛起了一种与前面提到的在非工具性元素中存在的享乐感相似却又差其余感性,那不能见的他者的面容正是经由此种别样的感性而得以出现。这别样的感性既体现出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征象学方式的借鉴,即:经由某种生计情态或者讨情绪来展现那不能被掌握的意义,更体现出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旨趣的刷新,即:为他人的责任先于存在论。

为他人的责任亦非对我的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的授权或者说赋义。列维纳斯质疑了那种自由至上、自由先于责任的看法。由于,若是责任以自由为基础,这着实就预设了一种随便的、甚至可以不卖力任的自由。而在他看来,那种与他人“面劈面”、为他人卖力的伦理要求,才是自由的处境和形而上学。“道德并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第一哲学。” (《总体与无限》,页297)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为他人的责任,而非我的自由,才是我之为我的基本,主体性的立锥之地,正如他引用的一段巴比伦塔木德文字:“若是我纰谬我卖力,谁将对我卖力?然而,若是我只对我卖力——我是否照样我呢?”

故而,一系列同为他人之责任相关的主题组成了《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一书的内在线索。在这本书中,列维纳斯通过为他人的责任而生长了怪异的主体性头脑:所谓主体性,并非我们通常以为的主体的本质、自由意志、自律、自决、本真性或对天下的介入,等等,而是主体身上那种易受他人魔难影响的“软弱”,一种为他人的同情心,一种“我因思爱成病”(《圣经·雅歌》5 :8)的“癫狂”。主体性意味着如其词根“subjet(臣民)”所示地服务他人,直到由他人的过错造成的魔难指向为他人的过错受苦,直到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成为一种奉献,从而将自身作为一种赠品,一种对他人的“替换”或成为他人的“人质”,一如列维纳斯时常引用的保罗·策兰的诗:“当我是你时,我才是我。”。

这种痛苦和替换,这种没有劈头也永远无法完成的“人质”的责任,好像一种无限的爱的债务。不外这笔债务不会摧毁我和我的自由,相反,它启示我自由的意义,成为我在黑漆黑的启明,让我发现超出想象的我的唯一性所在。由此,列维纳斯以为他人的责任哲学摇动了西方哲学传统对主体性的明晰,朝向对存在之悲剧的逾越和救赎。

参考书目:《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列维纳斯著,朱刚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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